東漢時期,朝廷廢除了鹽鐵專賣制,改為收稅制。深圳地區偏安陬偶,憑著“鹽”這種商品,迅速積聚財富,連海盜也聞風而來了。東吳元興二年、甘露元年(265年),為了防海盜的侵擾,吳國設司鹽都尉,在南頭筑起了一座城寨,作為治所。今天已無法找到它的任何殘跡,但毫無疑問,這是一件劃時代的事情,因為它是深圳地區第一座“城”,距今已一千七百多年,具有非凡的象征意義,足以令它永久銘刻在歷史的坐標之上。

很早以前,曾有人提出疑問,司鹽都尉這個官職,會不會是司監都尉之誤?漢代以來,未聞有司鹽都尉之設。《宋史》寫作司監都尉,該職肩負一郡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奸之責,沒有專治鹽政的。況且司監都尉才可以稱“治”,鹽官還不夠格稱“治”。但大多數史家傾向于認為,由于深圳地區鹽業太重要了,專設一個司鹽都尉,也是有可能的。

福大命大的南頭古城
福大命大的南頭古城

制鹽的模型

直到南朝末年,這座城寨才浸微浸滅,被稱為“蕪城”。它之所以淪為蕪城,是因為南頭升格為郡城與縣城以后,其規模與功能,都不足以應付發展的需要了。因此在東晉年間,一座更大型的城池,在司鹽都尉的城寨附近建起來了。2001年至2002年,深圳考古人員在對被列入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的南頭古城進行發掘時,清理出一條曲尺形的濠溝(其中東西長110米,南北長38米),寬約五六米,深兩米多,出土了不少東漢、三國和兩晉的文物。經過考古專家辨認,覺得這很可能是東晉時代東官郡城的護城濠,即使不是護城濠,也是郡城的排水溝。

一千七百年的建城歷史,終于得到了實物的印證!

對南頭古城的描述,以前的史書往往語焉不詳,雖然宣稱它有一千七百年歷史,但具體的記錄,卻大都是從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修建的“東莞守御千戶所城”開始。明代以前的一千年,就像海市蜃樓一樣,虛虛實實,真假難辨。晉城護城濠的遺跡,為我們揭開了古城的千年神秘面紗。

福大命大的南頭古城

古城牌坊

也許,這座古城的繁華與富庶,超乎我們的想象。當年即使站在塘朗山上,也可以遙見城墻內的熱鬧景象。護城濠溝里波光粼粼,城門洞開,人來人往。狹窄而擁擠的街道,鱗次櫛比的店鋪,五花八門的招牌,熙熙攘攘的人流。即使聽不見它的聲音,也能想象出它是何等的聒噪。

行走在這樣的街道上,空氣里混雜著煮食的煙火氣、食物的香氣、糞便的臭氣與干草的腐氣,形成了一種稠密人居特有的氣息;官家的轎子從大街上經過,開路的兵丁大聲喝斥來不及躲避的人;轎子過去以后,挑著擔子的小販又從橫街鉆出來了,敲打竹板、鐵板,吆喝叫賣,聲音遠近可聞;打鐵鋪里“當當”的鍛打聲;肉鋪里砍豬大骨的“咔咔”聲;磨坊里“吱吱呀呀”的碾磨聲;孩子在街上追逐嬉鬧,惹得一片雞飛狗叫;女人們嘴里發出“嚕嚕嚕”“啰啰啰”等各種奇怪而獨特的聲音,呼喚自家的雞、鴨和豬,構成一首復雜的多重奏樂章。遠處的碼頭排列著一座座鹽倉,公家運漕,舳艫相繼,私行商旅,絡繹不絕,市場的屠沽之輩,鹽場的工人,碼頭的苦力、腳夫,談生意的掮客,用雞骨頭和銅錢占卜算卦的巫師,終日為口奔馳,忙忙碌碌,使這座古城充滿了活力。

福大命大的南頭古城

南頭古城

1980年代以后,在南頭古城附近陸續發現數十座古墓,主要集中在大王嶺、紅花園、鐵仔山一帶,形成一個對南頭古城的馬蹄形包圍圈,離城最近的墓只有兩三百米,遠的有一兩千米。可以確認年代的,以東晉墓居多,東漢和西晉墓則較少,似乎也從側面反映了深圳人口在東晉以后大幅增加的事實。

南頭古城西邊不遠的鐵仔山,曾經發掘出一百三十多座從戰國到明、清的墓葬,是一個龐大的墓葬群。其中東晉和南朝時代墓葬,隨葬品非常豐富,有青釉雙系罐、四系罐、六系罐等,釉彩鮮亮如初,造型圓渾可愛;還有精美別致的三足硯臺、銅鏡、滑石豬、青釉唾盂和青黃釉雞首壺等,為我們破譯六朝時期的深圳歷史,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材料。

雞首壺是古人用來做水壺或酒壺的,稱為“罌”,相傳由浙江越窯首創,“雞”與“吉”諧音(但在現代粵語中,這兩個字的讀音卻不相同),寓意吉祥,在西晉至唐代年間,廣泛流傳于南方各地。深圳發現的雞首壺,很可能由南渡晉人帶來的。由于北方云擾不息而南方相對穩定,東晉至南朝年間,晚渡傖荒,不絕于途。布吉、坪山、觀瀾的張氏,羅山、坪山、大鵬的賴氏等大家族,都是這段時期從江北遷入的。

南頭古城的六朝墓葬,墓主身份雖無法確認,但在鐵仔山的三座東晉墓和五十多座南朝墓,大部分是長方形的磚室券頂墓,分前后墓室,最大的墓室長近六米,寬逾一米,墓中還砌有仿直欞窗、滲水井和排水溝,規格豪華。在一些墓磚上,以雄渾有力的隸書刻著:“大興四年辛巳歲宜封侯”“太寧二年歲甲申宜子孫”等句子(大興四年即公元321年,太寧二年即公元324年),彰顯了墓主尊貴的社會地位,絕非一般寒人庶族的墓葬。據此可以推測,在九品中正的制度下,深圳雖遠在邊陲,也開始有門閥世族的出現了。

福大命大的南頭古城

南頭古城博物館

大約在晉安帝元興三年(404年),寶安第一次面臨戰爭的威脅。

晉安帝隆安三年(399年),浙江一帶爆發由瑯琊人孫恩領導的五斗米道暴亂,史稱“孫恩之亂”。本來,這場動亂發生在遙遠的長江流域,與深圳關系不大,幾乎沒人聽過孫恩的名字,人們照舊曬鹽、耕作,閑時男人們照舊嚼著檳榔喝著酒,女人們照舊針頭線腦過日子。唯一與這場動亂扯得上關系的,是幾年前孫恩的叔父孫泰被朝廷流放到廣州,曾在東官郡一帶傳播過五斗米道,留下了為數不多的信眾。后來孫泰死了,事情似乎也就過去了。

不過,到了元興元年(402年),孫恩作戰失利,投水而死,其殘部擁戴孫恩的妹夫盧循為首領,繼續與晉廷對抗,史稱“盧循之亂”。元興二年(403年)盧循被晉將劉裕大軍圍剿,無法立足,率眾浮海南下,劉裕銜尾追擊。寶安縣居民恐懼地發現,這場本來事不關己的戰爭,突然兵在其頸了。

元興三年(404年)十月,盧循的舟師出現在大鵬灣外海面,黑壓壓一片,引起城中一片驚惶。人們擔心盧循會在大鵬灣登陸,如果他們要進攻廣州,這是一個很好的后勤基地,一旦奪取了東官郡,就可以兵臨廣州城下了。南頭郡城里,蝦慌蟹亂,一夕數驚。不少有錢人家已收拾細軟,準備逃走了。但這次盧循卻沒有攻城,他的艦隊如同魅影般掠過大鵬灣,經虎門直奔廣州去了。

福大命大的南頭古城

南頭古城東晉南朝壕溝出土的三足硯臺

寶安官民頓時松了一口氣。沒多久,從廣州傳來消息,說盧循已經占領廣州,驅逐了廣州刺史吳隱之,自封為廣州刺史和平南將軍。又過了沒多久,聽說朝廷已正式任命盧循為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反賊”居然搖身一變為朝廷命官,這個故事,寶安民眾茶余飯后,聊作談資。再過沒多久,盧循的大軍,打著廣州刺史的旗號,擺出代天巡狩的姿態,威風八面地開到了東官郡城外。原來的官吏逃的逃,降的降,這座堅固的城池,未經戰火蹂躪便歸了盧循。對寶安百姓來說,這未嘗不是好事。

但實際上,晉廷招安盧循,只是緩兵之計。晉安帝義熙六年(410年)二月,盧循再次作反,統兵大舉北伐。戰爭一直持續到翌年六月,盧循再次被劉裕所敗,倉皇退回嶺南,不過他沒有逃到寶安,而是一路逃到交趾郡龍編縣南津(今越南慈仙、仙越地區),最后走投無路,亦步孫恩后塵,投水自盡了。

盧循的余部,四散潰逃,不少隱藏在寶安縣沿海島嶼大奚山、南亭山和竹沒山(今深圳伶仃島、香港大嶼山一帶)的巖穴之中,不敢回到陸地,從此世世代代,過著趁浪逐波的生活,以魚鱉為食,以捕魚、采蠣、采珠為業,被人們稱為“盧亭”(也叫“盧余”)。明末清初學者屈大均的《廣東新語》和做過清朝禮部尚書的錢以塏在《嶺海見聞》書中,都提及“盧亭”,把他們描寫為半人半魚的怪物,獸形鴂舌,椎髻裸體,身有短尾,受驚則潛入水底,能伏在水中三四個月不死。明朝正德年間,香港大嶼山哄傳捕捉到一女盧亭,被漁民送到官府。初時她只會發笑,不會說話,慢慢才學會穿衣及食五谷類食物。不少學者言之鑿鑿,稱廣東沿海為數眾多的疍家人,就是盧亭的后裔,卻沒有更多的證據支持。

福大命大的南頭古城

后人描畫的孫恩、盧循之亂(圖源網絡)

南頭古城與戰禍兩度擦身而過,似乎上天也特別垂愛這座新興的小城。晉將劉裕在剿滅盧循之后,立即黃袍加身,逼東晉皇室退位,改國號為“宋”,自封為宋武帝,這是南朝第一個王朝,史稱“劉宋”(區別于后來的“趙宋”)。新王朝實行分封制,以宗室出鎮要地,都督軍事,執掌軍權,寶安是皇族的封邑之一。

按照朝廷規定,萬戶以上的封邑為子國,千戶以上為男國。寶安不設縣長,最高行政長官為男相。由此可知,當時寶安的人口,應在千戶以上,萬戶以下。作為封邑,寶安不用向朝廷繳納賦稅,男相用地方財政收入經營自己的封邑,蓋房子,修道路,加固城墻,過著膏粱文繡的生活。老百姓也間接獲得好處,日子安安穩穩,吃上一碗太平飯。直到蕭齊時,東官郡治遷往懷安縣(今東莞境內),寶安縣取消封邑地位,才恢復納稅。蕭梁時期,東官郡改稱東莞郡,郡治遷到增城。

盡管經歷了南朝宋、齊、梁、陳四個朝代,兵戈擾攘,天下離亂,但寶安卻一直安然無事,經濟發展如常,民眾安生服業,真是福大命大。唯一令居民感到有點失落的,是東官郡治遷走了,寶安不再是郡一級的行政中心,少了很多熱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