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大清垮臺119日,廣州易幟。革命黨振臂疾呼:帝制已死,民權當立!但民權究竟是什么東西,大家并不很清楚。最初的理解,就是剪掉作為異族臣民象征的辮子。胡漢民當選為廣東都督,馬上發出改元剪發的通告:“我國舊俗,皆總發為髻;惟吳越之間,有蓄發者,有剪發者,未聞辮發者也。辮發非我國之禮。迄自今始,宜一律剪辮發以芟荑國恥。”發布通告的日期為“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二十日”。

改朝換代,改不了廣州人一盅兩件的生活

辛亥革命前,很多留學生、華僑和革命黨人都剪掉辮子了,廣州人走在全國前面,倡導剪辮運動,商人何樂琴登高一呼,發起華服剪發會,宣布宣統三年(1911)12月31日實行全體會員剪辮,得到大家響應。但這天還沒到,革命就爆發了。年輕人拿著剪子,到處幫人剪辮。那些不肯剪的人,被追得滿街亂跑,哭爺喊娘。但也有人把剪辮看成一件莊嚴神圣的事情,要擇好吉日,在家中準備只雞絮酒,焚香拜過祖先,然后才舉行“剪辮儀式”。有人在剪去辮子后,燃放炮仗,或上茶樓大擺酒席,慶祝“斬斷天然鎖鏈”。

剪短發、穿西裝和結社團,似乎是三胞胎。經過清末十年新政的啟蒙,人們對結社有著異乎尋常的熱情。很多人對結社的目的并不清楚,只是出于年晚煎堆,人有我有的心理,沒有煎堆怎么叫過年?軍政府成立后,廣州幾天之內,便冒出了一百多個社團,這里開會,那里演講,連和尚也有了自己的“廣東佛教總會”。

每個團體都有不同的襟章,以資識別。襟章的質地,再窮也得用緞綢或者洋布做,才可以見人。有錢的不妨弄個銅質或銀質襟章,就更是神采飛揚,走路都恨不得要甩水袖、亮靴底了。有的人身兼十幾個社團的職務,頭上剛剪去辮子,還殘留著綹綹辮根,像一蓬燒過的禾桿草,隨風飛舞,身上已掛上了十幾條五顏六色的襟章;有的家爺仔乸關起門來結個社,阿爺做會長,阿爸做會董,孫仔做干事,一人掛一條襟章,沒事上街兜幾圈,好不得意。街上隨便掉塊招牌下來,砸到的不是會長、社長,就一定是理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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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還有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可以批評官員。一位老報人在《民權報》上指責說,胡漢民這個都督不合法,應該由民意機關選舉產生,才是正當手續。文章發表后,老人端坐家中,等軍警來抓,卻沒人理他,甚為失落。

報紙流行嬉笑怒罵,挖苦嘲諷的文風,寫新聞和寫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象》一樣。廖仲愷是軍政府財政部副部長,經常到都督府和胡漢民商議財政問題,至深夜才出,記者便挖苦他:“有新官兒仰臥籐兜,口喃喃猶囈經濟術語。”胡漢民大怒,斥責這些報紙“專好反對民國軍政府而已”。他在給同志的一封信中,憤怒地說:“至于報紙,則以能與政府反對為雄。報律未施,警察無力,無法禁止。掩美揚失,其真相未易明。弟以在位之故,不屑與辯。”胡漢民不明白,報紙敢于批評政府,是社會健康發展的保證,如果他珍惜辛亥革命來之不易的成果,應該為輿論創造更加寬松的環境。

胡漢民離任后,陳炯明代理廣東都督,他也要接受輿論監督。1912年1月10日,廣州的報紙刊登了燕塘新軍即將解散的消息,這是一條假新聞。陳炯明以“事關軍政,不容捏造事實,擾亂軍心”為由,扣留了兩名發布假消息的記者。雖然旋即釋放,但廣州報界公會不肯善罷甘休,17家報館連署,發表“告同胞書”,尖刻地說:“今日之廣東軍政府,為廣東三千萬同胞之軍政府,敝同業任監督之責,只知竭力維持,無論何人有違共和政體不規則之行為,必起而糾正之。”面對輿論的激烈批評,陳炯明唯有派警察廳長陳景華到報界公會,聽取意見和解釋政府立場,取得了報界的諒解,事件最后“和平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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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廣州人痛恨的,是那些打著革命旗號,在廣州為非作歹的所謂“民軍”。民軍隊伍混入了大批市井無賴、地痞流氓、綠林土匪。廣東革命后,紛紛涌入廣州撈世界。據報紙的統計,四千人以上的民軍有五路:澳字軍六千七百人;蘭字軍五千五百人;康字軍四千五百人;建字軍四千人;惠字軍四千人。以上共兩萬四千多人。四千人以下的民軍,還有二十五路,共計兩萬五千萬人。人數未詳者,有十四路,加起來有十萬之眾。報紙批評民軍“號召黨羽,雄據各方,有自稱軍政分府者,有自稱縣長者,其時大局未定,軍政府亦不得不曲為遷就而承認之”。

胡漢民也承認:“民軍分子,以赤貧農民與其失業流為土匪為基本隊,更裹挾鄉團及防營之遣散者以成其眾。”昨天還是鄉間的潑皮牛二,今天就成了耀武揚威的司令、管帶,打著“惠軍”“順軍”“石字營”“黎字營”等五花八門的旗號,身上穿一件不合尺碼的舊西裝,就成新式人物了,背后卻插著從戲班搶來的令旗,手上拎一支打不響的豬仔腳,肩上扛一支生了銹的火繩長管鳥槍,腰間掛幾個用爛布包起的牛奶罐,冒充炸彈,便在廣州占街為王,橫行霸道,包煙庇賭,嫖賭飲吹,甚至在光天白日之下,搶劫商店,當街斗毆殺人,無惡不作,攪得居民雞犬不寧,神憎鬼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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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商民為了自保,用杉木在所有大街架起街閘,天一黑就關上閘門,斷絕行人。街上沒有一盞路燈,漆黑如墨,死寂無聲,就像進了鬼城。陳景華肩承治安之責,他是一位鐵腕的同盟會員,認為這不是一個革命政府治下城市該有的樣子,乃下令所有街閘,必須限期拆除,每個路口都必須安裝路燈。商人擔心街閘拆除后,治安更難保障,派代表向警察廳請愿,希望保留街閘。陳景華斷然回答:你們這是不信任警察,防盜捉賊是警察的事,不是你們的事。他保證“警察將加強巡邏,確保治安”。

為了恢復廣州秩序,陳炯明以雷霆手段,把三山五岳的“民軍”掃蕩一空,有些敢于抵抗的,就用武力消滅,有些遣散回鄉,有些改編成工兵,準備派去拆城墻、筑馬路。盡管這些舉措后來被人說是“鳥盡弓藏”,但至少還給了廣州人一個相對太平的環境。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宣布改元,民國紀年與西歷紀年并用。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宣告誕生,四萬萬五千萬國民,對開萬世太平,充滿熱烈的期待。但僅一個多月,孫中山便辭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接任大總統,二次革命、討袁護國、護法戰爭、南北分裂,接踵而來,乃至國無寧日,民難將息。

改朝換代,改不了廣州人一盅兩件的生活

對小民來說,無論皇帝坐龍床,還是民國大開張,日子總是要過的。廣州兵不血刃,和平過渡到民國,是萬民之幸。既然不打仗,那就繼續做生意吧。民國的天光墟,與大清的天光墟,沒什么區別。那些擺攤的人,仿佛三百年前就在這里了,連賣的東西也沒多少變化,還是那些破舊的衣服、靴子,來路不明的玉鐲、銅鏡、佛珠,從官宦人家偷來的頂戴、朝珠,油膩膩的鴉片煙具,空的佛蘭地酒瓶,磨損嚴重的麻雀牌,用了一半的雪花膏,半支鬼佬香水,玻璃發黃模糊的鏡子,鏡片裂開的眼鏡,形形色色。偶爾也能遇上一些比較珍貴的書籍、字畫,是家道中落的八旗人家,不好意思拿去當押,偷偷在天光墟出售。

1918年,政府為了籌措資金,把位于城西的將軍府部分地方,改建為市場,出租做商業攤檔,打算坐收租金。但推出市場后,商人嫌租金太高,竟沒人愿意承租。最后荒廢在那里,被小攤小販據為己有,又成了一個“老鼠貨”泛濫的天光墟。1929年,政府曾一度禁止天光墟,但不久又冒出來了。

城里的叫賣聲,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廣州人習慣把商品集散地稱作“欄口”,貨運主要依賴水路,欄口也大部分設在珠江邊。竹木柴炭業有柴欄、杉木欄、槳欄、竹欄;米業有糙米欄、沙基米行;油業有油欄、豆欄;水產品類有咸魚欄、塘魚欄;豬有豬欄;牛有牛欄;雞有雞欄;蛋有蛋欄;菜有菜欄;果有果欄。行欄的主要收益,是向買賣雙方收取成交金額2%至5%左右的服務費。

菜欄在五仙門附近,開始是賣韭菜的,亦稱“韭菜欄”。至清末民初,已發展起連豐、樂成、樂平、泰來、新大興、新成記等18家大欄。還有一些專賣蔬菜種子的店鋪,黃三興、范元合、蔡興利、鄧志合是實力雄厚的大店,派人到四鄉采購種子回來,四鄉的菜種流動小販,反而要入城購買菜種,再返回四鄉的集市墟期擺賣。這些菜種從鄉下到城里,再從城里到鄉下,轉這一圈,帶挈很多人發了財。海味、干果食雜的批發市場,都集中在南城墻之外(今一德路),谷欄在一德路西端(仁濟路口)。廣州最大的果欄、菜欄、咸魚欄,都在一德路,廣州人所說的“去三欄”,就是去一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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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天剛蒙蒙亮,珠江上還是黑沉沉,各個欄口已燈火通明,落欄買貨的零售商、食肆采購商,早早云集碼頭,欄口賣手站在躉船上,扯大喉嚨“喊冷”(喊價),岸上的買手七嘴八舌還價。碼頭上人頭攢動,到處都在裝貨、卸貨,嘈雜的點數聲,此呼彼應:“包一有個七,三七突個一,回一剩個六,一共二千七!”在一片鬧鬧哄哄聲中,珠江漸漸泛起晨光。

天亮以后,欄口收市,商人和賣手們便三三兩兩,到一德路的源源樓、滄海樓、一德樓飲早茶,泡一壺靚壽眉,點兩籠叉燒包,聊一下近日的新聞。那些跑慣江湖的人,往椅子上一蹲,唾沫橫飛地縱論天下事,一會是“革命黨和袁大頭打仗了”,一會是“陳景華被龍濟光槍斃了”,過了幾天,“龍濟光被趕跑了”,再過幾天,“袁大頭要做皇帝了”,可再過幾天,變成“袁皇帝死了”。等茶泡過幾泡,包子吃完兩個,結賬離開時,順便把找回的零錢,換一張山鋪票的根,“今天試試手氣啊,包管你橫財就手。”大家一笑而別。就這樣,時間不知不覺地流逝了。

每天早上,陽光總是先照亮越秀山頂,然后向城里延展,把黑夜的陰影驅散。都城隍廟外一百多檔醫卜星相,依時開檔了,求神問卜的市民,絡繹不絕。不計其數的補鞋檔、生果檔、云吞面檔、舊書攤、飛發鋪、古董玩具店、餅食店和賣魚生粥、湯圓、河粉的流動小販,賣治蚊符、止血符的道士,都開始做生意了。賣魚佬把?好的魚一條條擺在路邊,不時用竹掃往上面灑水,過路人猝不及防,衣褲也沾上點點污水。從四鄉入城揾食的婦人,挑著籮筐,三五成群地在人叢中穿行,嘻嘻哈哈,大呼小叫。笠記牛記滿街走,叫賣聲也更加嘈雜,如鵝鴨出欄,蛙鳴蟬噪一般,這邊喊“仁棯王,仁棯王,砂屎嘅仁棯王,買番個仁棯王,一粒嗒真下”,那邊喊“大塘石榴靚夾香,胭脂石榴又夠平”;還有肩披紅布,左手握一條木雕小龍舟,右手拿根木棍和小鑼,胸前還掛面小鼓的盲公,每天依然在那里敲著小鑼小鼓唱龍舟:“天生朱紅主為尊,要結桃園四海同……”

“講古寮”里的講古佬,每天下午在那里說書,聽眾也還是那些販夫走卒、屠兒咕哩,為口奔馳了一天,筋疲力盡,就等著講古佬把茶壺往桌上一放,把香點燃,再把驚堂木一拍,說一句:“閑文少敘,書接上回……”一天的疲勞就忘記了。在“講古寮”外面,圍了一圈“打古釘”(聽說書不付錢)的人,個個伸長耳朵,聽得津津有味。叫賣各種零食的小販,在聽眾中鉆來鉆去,“花生肉,南乳肉,重好食過焗臘肉!”“良鄉風栗,新鮮炒熟,剝殼九里香,食落百日味,嚟啦,食過都會返尋味!”賣云吞的得得聲,賣豆腐花的當當聲,人力車仔的叮叮聲,每天像霧一樣彌漫在街頭巷尾。

改朝換代,改不了廣州人一盅兩件的生活

辛亥革命,廣州是全國唯一和平易幟的省會城市,老百姓的生活沒有受到太大沖擊。孫中山回國時,人們興奮了一陣子;宣統皇帝宣布退位時,人們又興奮了一陣子,但興奮過后,還是照舊買包南乳花生,到“講古寮”聽古。他們的太爺小時候就聽《薛仁貴征東》,現在他們還在聽《薛仁貴征東》。

每到七月廿四城隍誕的凌晨,民眾便聚集都城隍廟外席地露宿,名為“打地氣”,據說城隍會報夢預告一年禍福。從忠佑大街到府學東街、府學西街,密密麻麻,擠滿了來拜神祈福的人。最虔誠的上香者,從大東門、西門口就開始一步一拜,一直跪拜到都城隍廟前。

城隍誕當天,慶祝與祈福活動達到高潮。“番禺進香會”的大隊人馬,高舉著長二丈寬三尺的巨型神幡和無數彩旗,打著紅底黃字大纛,由醒獅開路,從東面前遮后擁而來;“南海進香會”的隊伍也同樣高舉巨型神幡,打著黃底紅字大纛,以佛山飄色前導,從西面浩浩蕩蕩而至。兩支隊伍在城隍廟前會合,道路兩旁萬眾歡騰,爆竹聲聲震耳欲聾。廟中道士造符箓,賣給上香的信眾。

每年的觀音誕生日、觀音成道日、觀音出家日,越秀山觀音殿、聚龍大街水月宮、西關蓬萊橋水月觀音殿、十一甫大巷觀音廟等觀音廟,乃至大小寺院,照樣香火彌天。受到信眾頂禮的,不僅有各個菩薩,還有童目天女、虛空神、江海神、泉源神、河沼神、藥草樹林神、舍宅神、水神、火神、風神、土神、山神、地神、宮殿神等一切眷屬。中秋之夜,西關的小販依然滿街叫賣“撞卦木魚贏”(木魚書,諱“輸”而稱“贏”),婦人爭著購買,等月亮升起后,翻開書冊,根據翻到那一頁的內容,判定事情的吉兇。

大戶人家照樣爭著請瞽姬到家里唱木魚《觀音出世》,一唱兩三天,擺神供,演酬神戲,做法事;普通人家也湊錢請盲公到街頭巷尾唱《觀音現世》《觀音化銀》《觀音十勸》,三弦一響,“第一勸人要食齋,無災無病無瘡癩;第二勸人要誦經,誦經拜佛志虔誠。”唱的人很投入,抑揚頓挫,七情上面,聽的人也很投入,搖頭晃腦,擊節嘆賞。這些唱本唱了上百年了,有皇帝時唱,沒皇帝時也唱。一切仿佛都沒有變化,也不會有變化。

(圖片來自廣州辛亥革命紀念館)